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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是台湾人，虽然不是流氓，但是连当时很吃得开的台湾黑帮对他也十分尊重，这个在歌舞伎町里扎根已久的老人，早在流氓还没来这里以前，就已经组织了私人的警卫，所以，就算是流氓也不敢惹他。这情势到现在也没变；曾经有个搞不懂状况的北京混混来向杨伟民勒索保护费，结果当天就从歌舞伎町里消失。这件事马上就在新兴的黑道势力间传开，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找杨伟民的碴。每天晚上，各种情报都会流传到杨伟民这里：像是哪间酒家开了间麻将馆，或是福建帮的张三拼了老命在找上海帮的李四这一类的消息。杨伟民就是借由交换这类讯息，在整个中国圈子里——不管是黑或白——大卖他的人情。所以，每当我碰到没有把握的状况，就会到杨伟民这里来献殷勤。

“不久前发现了一具尸体。”杨伟民仍旧盯着报纸，用流利的日语说道。在开口说话时，他那位于眼袋与脸颊的肌肉，因为松驰而颤抖着，三条深深的皱纹像猛禽的爪子似的浮现在他的眼角。

“是谁？”我用日语问道。

“不管在死前叫什么名字，现在都没意义了，不是吗？”杨伟民的眼珠子在镜片下骨碌碌地转动着。

那混浊幽暗的双眼，使他看起来像是在深海里活了几百年的老鱼，而这条老鱼，见过无数的生死。总之，我点了个头。

杨伟民的意思大概是，不过是一个和我们的圈子无关的日本人挂了而已，不必放在心上。

“其他的呢？”我点着了烟，杨伟民像是驱鬼似的，用力挥手拂开烟雾，并用那对半死不活的鱼眼珠子瞪着我。

杨伟民以前是个大烟枪，但是自从他被肺癌搞得生不如死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傻瓜敢在他身旁抽烟。只有我例外，因为杨伟民绝不会找我麻烦。

“听说吴富春回来了。”

我听了烟差点掉下来。感觉像胃里长了块大石头，把我的胃袋直往下扯。

杨伟民一撇嘴角。露出一种“谁叫你不听老人言！”的表情。

“事情还没了呢！元成贵可不会放着不管。”

“根本没有人搞得清楚那家伙脑袋里想些什么，不过，健一，你应该知道吧？”

我沉默地摇摇头，脑袋瓜里好像快要短路。那个叫夏美的女人打来的电话已经够让我头痛的了，现在连富春都要来给我惹麻烦。刚才我还以为只是脚边开了个大窟窿，其实说不定我已经掉进这个无底洞里了。

“听说是元成贵的手下看到他在附近游荡，元成贵气得眼睛都快喷火了。”杨伟民的口吻，好像在谈一只稀有动物的出没似的。

吴富春是个神经有问题的小混混，而且是很难搞定的那种。

一年前，福建帮给了吴富春一笔钱，叫他杀掉一个上海人；每一个在歌舞伎町混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家伙是元成贵的得力助手。就算是脑筋有点问题的家伙，也不敢把元成贵的心腹干掉。只有沉不住气的福建帮才会为了毒品买卖的纠纷，捅出这个大篓子。总而言之，福建帮计划了这桩傻事，只用区区几十万就想叫富春把人给做了。后来，元成贵的怒气超乎想像，而接替的钱波为了替元成贵泄愤，在歌舞伎町刮起了一阵旋风。做事不考虑后果的福建帮几乎被杀个精光，最后搞到街上的福建人都销声匿迹了。

不过，富春却巧妙地逃过了元成贵的魔掌。有人说他跑到名古屋去了，也有人说他躲回老家去了，不过，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

“元成贵迟早会找上你的，你有什么打算？”杨伟民说着，视线又回到了报纸上。

我没出声，只是吐了口烟，透过肮脏的玻璃望着窗外。

“元成贵这家伙很难应付，说不定你在歌舞伎町会混不下去喔！”杨伟民的话让我回过头来，那声音就像是一个慈祥老人。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你就别再硬撑了，挑个自己人结婚吧！这样的话保证你不会有事。”

我对着天花板吐了口烟，对他笑了一笑。“我的情况还不适合吧！下回见。”

我转身背向杨伟民，伸手开门，窗上映着杨伟民小小的身影，他静静地摇摇头后，又让视线回到报纸上，相信现在他已经把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带我认识杨伟民的是我的老妈，不过正确说来，还是因为我老爸的缘故。我老爸是台湾人。老妈说他是个人渣，这我倒不予置评，因为老爸根本没回过几次家，而且在我懂事以前就挂了。

总之，老妈对他根本没有好感，甚至可说是恨之入骨；而且，对透过老爸所看到的台湾人圈子也是憎恶有加。没想到因为老爸的死，老妈却得依靠这个台湾人圈子过活，这种讽刺应该会令她咬牙切齿吧！虽然老爸几乎不回家，但家用倒是没少给过。虽然详细的情况我没问过，但是记忆里好像没看见老妈上过班，所以应该是这样没错。那阵子我们住在初台的公寓，她只是从早到晚都在爬格子，写些自以为创作的东西。我偷偷看过几回，写在稿纸上的要不是批评老爸的恶言恶语，就是些下流的色情故事，怎么看都只是她在打发时间罢了。我们每餐都上馆子；除了内衣以外，脏衣服也都送洗；只有偶尔想到时，才会打扫一下房间，所以房子总是脏乱不堪，积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老妈虽然靠恨之入骨的老爸的钱过日子，却彻底的放弃了生活。我的老爸死在大陆。听说是因为喝醉酒跟别人打架，肚子上挨了一刀才挂掉的，我们的生活费用一向仰赖老爸，所以老妈从此就没戏唱了。去大陆领回老爸的骨灰后没多久，老妈就开始找工作，可是从来没有自谋生计的老妈无法适应上班的生活，一直找不到工作。当时只觉得我们母子俩饿死只是迟早的问题。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只得到了一个结论——老妈去向她恨到骨子里的台湾人圈子求援。她认为自己之所以会落得这种下场，都是因为这些无可救药的台湾人给她带来这些打击的缘故，加上她也认为他们有义务为身为半个台湾人的我尽点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