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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一先生。”志郎也慌张地站起来。

我还来不及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只见他嘴上浮现了撒娇似的笑容，用迷朦的眼神望着我。

“我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不可以先施舍一点……”

我每个月给的三十万圆薪水，志郎大都花在搞乐团和吃药上。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告诉我吸毒是为了实践反社会的庞克精神。那天，他因吸食过量的强力胶而昏倒在我的店门口，是我收留他的。后来志郎就常来光顾。那时这家店还不叫加勒比海。在我接手前，这里是家播放爵士乐的酒吧，之所以会把店交给志郎，是因为他那句：“虽然我很喜欢健一先生，可是很讨厌中国人。”我喜欢他能把这句像电影对白似的话，说得那么稀松平常。

我要求他不准放只会吸引小毛头上门的摇滚乐，当时他就建议：“那就放拉丁舞曲吧！旋律还不错。”这种见风转舵的个性很讨我喜欢。我一向喜欢没有原则的人，尤其是没有原则的日本人。

我将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堆皱皱的钞票，也没点就全塞进志郎的手里。

“谢啦！”

志郎的眼神仍是毫无光彩。在歌舞伎町走一圈，不知道会看到多少眼神像他这样的人。每一个吃软饭的半调子，都会有这种混杂着骄傲、自虐、翻脸不认人的复杂眼神。混合了靠中国人吃饭的自卑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自我辨护。他已经把自我辨护隐藏在内心深处，剩下的就只有屈辱感，而这种屈辱感轻易地就能转为憎恨。志郎现在正用着这种暗沉的憎恨眼神看着我。我本想叫他照照镜子。可是想想还是算了。

“明天就拜托你了。”我改口丢下这句话，就迈步往酒店更里面走去。在里面还有一道楼梯，上去就是厕所，还有我的窝。

加勒比海的三楼，有一间厕所，和一间约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这房间是这一带还是红灯区时留下来的；以前的老板把这里当成仓库。我之所以会接手这家店，其实是为了这个房间。

在以前看过的小说中，有个酒鬼侦探，就会在那个房间里呼呼大睡。当时还不太懂世事的我，对这个侦探有种几近嫉妒的感觉。

在看到这个房间时，又让我想起了那遗忘已久的感觉。虽然这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感伤，倒还没有被人笑话过。再说，要我醉得不省人事也不容易，这房间纯粹只是让我休息的场所而已。

一进房间，全身立刻被热气所笼罩，整件衬衫都因汗湿而贴在身上。我用手摸到灯泡，打开了开关。在灯泡的照耀下，房间里的摆设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眨着眼往房间一角的沙发上坐下。

指尖仍然颤抖着，心跳也加速了。

“富春回来了！”我望着自己的指尖脱口说道，感到死神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

我和富春有点相似。至少在我们俩体内流动的血都有一半是日本人的，另外一半则是中国人的——虽然我的是台湾人的——我们俩这点就像是兄弟一样，都希望能从自己所属的世界融入另一个世界，却也都被残酷地排除在外。这个相同点，使我们俩的关系就像是一个铜板的正反面。

富春就是所谓的第二代残留孤儿。曾经听说他户籍上的名字是坂本富雄，在一九八二年还是八三年，和他老爸、老妈、还有两个兄妹，靠他老妈残留孤儿的身份从大陆的吉林省回日本定居。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八九年的冬天。当时的他已经是个自暴自弃的人。

我是在区役所大道旁的一家台湾酒店里碰到富春的。当时我像往常一样在销售宝石和衣物，富春则是一个人坐在吧台旁买醉，口中还不断在嘀咕着，而他那仿佛将要破坏所有进入他视线的东西的眼神，则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走。

最后他的视线停留在我的脸上。我原以为又碰到什么麻烦事，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富春眯着眼，用好似他乡遇故知的眼神看着我，并用北京话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回答我是个混血儿。当时的情况就好像混在狼群中的两只野狗同志，敏感地察觉到彼此的存在。

从那时起，我们俩就成了搭档。在从事危险的工作时，富春总是守在我身旁。富春的凶狠早已威名远播，只要我们不碍着别人——反正我一直只是认真在做生意，根本也碍不着谁——就没有人笨到敢招惹我。对失去杨伟民这个靠山的我来说，有了他，就好像是得到了强力的支柱；富春也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伙伴而获得了鼓舞。

我们俩精力充沛地找事做，好像一停下来就会动弹不得似的。最常干的就是打劫“同胞”。每当我们盯上哪个中国的留学生，我都会先调查一番，确定不会有麻烦以后，就轮到富春上场。他会先把那可怜的猎物给揍一顿，再把钱包给拿回来。

钱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良家子弟的信用卡就是会下金蛋的鸡。每当富春抢到了钱包，我就会先刷卡尽量买下新干线的车票或飞机票。如果把这些票拿到金券屋（注：收购车票、礼券等的黑市）的话，大致可以换到八九成的现金。接下来，我就到几家百货公司，买下数量不至于让店员怀疑的童装。买童装是干这行的诀窍，假如买的是家电用品，迟早会被发现，但是没有人会对童装起疑。等个两三天后，我会叫已经联络好的女人，将这些衣服带回百货公司。我教她们说，这些衣服是小孩子生日时朋友送的礼物，但是孩子穿不合身，可否要求退款。大部分的百货公司根本懒得查，就把折合货款的商品礼券交到她们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