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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蓝一洄站在研三的门槛前，再次面临着人生选择。

他告诉谢盟，自己申请到了国外的博士，建议谢盟也申跟他同校的硕士——“我当时跟他说，可能国外环境更宽松，更适合他，并且他支教经历在申请国外学校很加分。”蓝一洄说。但电话的另一端，谢盟却迟迟没说话，风声呼啸中，他最终为难地开口，说自己想再完整地送一届学生。

蓝一洄崩溃了。

隔着电话他失控地流泪，朝谢盟发火，他说谢盟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你也为我考虑考虑，你还要我等几年？我就是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这辈子就指望读书改变命运，我没你那么伟大，我光改变自己的命运都很辛苦了，没本事为改变别人的命运而奉献一生。

他残忍地说，谢盟，你是不是现在特有成就感啊？在京城你什么都不是，你连社会都适应不了，整天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的，实际上别人也没把你当回事，你其实自己心里门儿清对吧？所以才窝在那儿不愿回来，只有在那儿你才能降维打击，在学生那里收割优越感和生活的意义，因为你比他们见多识广——你可拉倒吧，就你在那儿带了那么多年，带出过一个真正意义的大学生吗？

谢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他骂。那天蓝一洄一直咆哮到手机没电为止。搁下电话，点击上传学校的确认文件，发送，再无停顿，一气呵成。

他说他不敢先给手机充电，他怕资料确认到一半，谢盟打来电话解释什么的，那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异地恋三年，其实到第二年他就精疲力尽，他隐约觉得，他和谢盟正在各自走向自己的未来，他们注定会分崩离析，但就因为谢盟那句“你等我，你毕业时我就回来”，他硬是又撑了一年多。

他说苏老师，到最后，我一边觉得痛苦，一边如释重负——我在想我是个人渣吗？也不算吧？他让我等三年，我做到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我仁至义尽。

提及往事，他依旧不能释怀。餐厅的音乐轻盈而曼妙，衬得他低沉的声音痛苦而歇斯底里。

我说，恕我直言，蓝先生，既然你觉得自己仁至义尽，那应该很坦然不留遗憾才对，但听上去你似乎对你的前任只有怨念，甚至还有居高临下的审判。

蓝一洄没料到我会这么说，于是略略不安地扫了我一眼。没错，我是有点不爽，虽然我跟二哥并不太熟，虽然我也知道，二哥不是啥靠谱人，但我觉得他也不该被如此评价。

蓝一洄眉头微蹙，似在认真思考怎么回答我。斟酌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道：“如果你觉得我很居高临下，那大概是吧。苏老师，我从小循规蹈矩，是那种安安分分一路从高考中拼杀过来的好学生。我知道世界有很多蝇营狗苟，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我不在乎——确切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在乎，在乎能什么用——社会不就是这样的吗？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等足够强大的时候自然就有能力去改变它，但在你没有足够强大之前，你只能忍，人人都是这么忍过来的的，你不忍，又能怎样呢？”

“但是谢盟，他就是个在乎很多，又不肯忍的人。以前他组过乐队，乐队里有个姑娘。因为演出时有客人非让姑娘喝酒，他不可忍，一酒瓶给人家开了瓢，乐队也黄了；后来他又跟着前辈学经营livehoe、办演出。前辈在外地张罗拼盘演出，让他去跑腿办演出申请。那是个十八线小城市，还把“搞摇滚”跟“街溜子”划等号，因此他们那审批不是太顺利。谢盟又不肯忍，当着办事员的面冷嘲热讽了几句，最后那演出又被卡了一道，没办成。”

“当然这不是谢盟的错，但社会就是这样，你一无所有还不肯妥协不肯忍，能成什么事儿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的确不认可他，甚至挺看不上这种行为，我觉得很幼稚。”

蓝一洄喝了口果汁，“苏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滚圈的什么自由、平等、爱、叛逆这那的，狗屁。没有资源没有名气又弯不下腰，谁跟你谈自由平等博爱。从始至终，只有谢盟自己，是傻乎乎地真信这一套。他不去想，如果这个圈子真的视金钱名利如粪土，那人家为什么招聘个乐队助理、演出经纪时，还特地注明要懂营销会策划呢？”

“……”我不得不承认，蓝一洄说的也没错。但我很难把他说的这个人跟二哥联系起来。我也不理解——“那既然都这样了，你干嘛还要大费周章地回来找他？”

蓝一洄的眸子深处燃起微弱的光芒，像两团将灭不灭的火焰。我有一种感觉，仿佛谢盟是某种助燃的物质，只有找到谢盟，那团火才能持续燃烧下去，倘若找不到谢盟，蓝一洄的火焰就会熄灭。

半晌他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觉得谢盟那点“真”不值一提，可当世俗的东西拥有之后，才发现那点“真”才是最值得守护的。苏老师，我现在什么都有了，就想把那点“真”找回来。

11

“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爱呢，人怎么可以一边看不上某个人，一边又爱他不可自拔。”

跟蓝一洄结束见面后，晚上十一点半，我回到办公室。今天本是赵非凡跟我一起上夜班，但等我回办公室后，发现他已经忙完下班了。

关了灯的办公室陷于巨大的安静与空虚中，窗外是cbd寥落灯火，黑暗沉寂中，隐约还有凡姐护手霜清淡的柑橘香。不知为何，我陡生出一丝说不明的怅然若失，于是在办公室门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反手关上门，来到办公室旁小隔间准备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