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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还兴致勃勃地谈论要怎么样才能提高人们的文学品位。

他的结论是通过立法。

根据评委会的评级，用法律限制书籍出版的销量。

按照他的想法，这样的话，文学市场大量的空间就会开放出来。

许许多多新的人才、新的观点就会有崭露头角的机会，非商业化的写作就会成为大众主流。

如果禁止人们去买百万销量的垃圾，就会逼人们去买更好的书了。

“你这想法很独到。”一个声音表达了疑问，“但这样的话，那些作者根本就赚不到什么钱吧？”

“赚钱？就是不赚钱才好，应该就只允许那些不以赚钱为动力的人写书。这样写出来的书才足够纯粹。”

“可是，如果有很多人都想买某一本书，偏偏书籍只出版那么多该怎么办呢？”

“一万本书还不够吗？现在线下看实体书的才几个？”

“我就看实体书，所以，如果有人想买，那该怎么办？”

“你难道不知道在网上订阅电子版吗？”

“电子版就不受销量限制吗？”

“当然受限制，不过，能够在网络上大受欢迎的书充其量只是一种服务大众卑贱癖好的商品，没什么文学价值。这和真正的作家没多大关系。”

“喜欢看网文的，不是傻瓜就是无赖。”一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轻蔑地说道。

然后一名哲学家随声附和：“说的没错，譬如说哲学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懂。”

“用‘哆啦咪发嗦啦西’这七个音阶创作出来的歌曲对于大众来说，不管怎样都够了。”一名作曲家接着说道。

这里到处都充斥着典型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式对话。

坐在我旁边的人很快点了杯酒：“在现在的文学界，如果有人不认为必须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管起来，会被认为是个怪物。”

那是我熟悉的声音：“即使有人决心要把自己看到的真相说出来，也不会有人听，有人信。前阵子有人写了篇《目睹地球》，没有哪家杂志肯刊登。然后那人又写了一篇《纳特凡卡战争》的书评，杂志社还是不敢刊登。直到他写了一本揭幕真相的《向人民致敬》，费了好大功夫出版了，最后丢了自己的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立场不够正确。”我看着眼前手工烧製不甚精细的盛酒器皿说。

“没错。”穿着皱西装的男子转脸看向我——他是十年前和我妈离婚，跟我说已经完成了对我的十八岁抚养义务，让我不要再去找他的爸爸。

“大家其实都不关心真相，如果立场要求他们承认一加一等于三，那他们就会说一加一等于三。他们不明白真正的极权主义是什么、洗脑是什么、政治谋杀又是什么。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想象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不知道害怕。但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

在立场与事实中间选择立场。

在理想与良心之间选择理想。

当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分子都要为了大局出卖真实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离堕落与疯狂不远了。

我无意中说出的话好像带有另外的含义，太阳穴好似被高尔夫球棒狠狠地来了一下，爸爸听了我的话后脸色迅速变的苍白。

我很讨厌我爸，这是真的。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非常喜欢不分时间和场合对我提问，总是标准的一问一答，我从来没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答上他也不会夸你，没答上，问上一句：“为什么啊？怎么了？”

他就会嘚瑟起来，尾巴翘得老高，炫耀的不行：“就是说跟你说了也没什么意思，反正你也不懂。”

我不懂，我就是不懂啊，作为一个刚学会说话的小孩子，他为什么觉得我会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美索不达指的是是两河之间的流域，狄仁杰的生肖是虎，哺乳动物不管憋了多久的尿都会在大约二十一秒之内尿完……我就是和他一样的年纪的成年人，也不会知道这之类不去特意了解就根本不会接触到的奇怪知识。

小时候，爸爸说的话我常常一点都不明白。

他说好的东西，到底怎么好，我不明白。

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碰到做不来的题目向他请教，他就只会写一个答案扔上去，从来不告诉我为什么。我讨厌这样，因为该不会的之后还是不会。

那种只为了考验学生计算力的题目到底哪里好了？别以为用calcution（计算）来描述，计算就不是计算了。

什么注意到、显然，一句话掐头去尾，我怎么知道那种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省略号是能够概括一切的吗？反证是什么？找出矛盾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坏的反而是好的？没有坏就没有办法表现出好，因为有坏才有好？什么对立统一性，说到底都是让人停止思考的借口。

那时候我认为不管面对什么事情，随机应变的弹性才是关键。

极限运动很帅？不能控制自己，那种失控的感觉让人着迷？什么嘛，就是个随意糟践自己生命的傻瓜。

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感觉才帅，才伟大。

平时说话说一句藏一句，装的高深莫测，让别人去猜的样子哪里帅了？不过就是在偷懒。不逃避自己的责任，拚尽全力去做才帅。